樊国栋

周恩来故居东侧文渠

环保人员在监测

光绪十年（1884）淮安老城文渠整修后，书上有这么一段情景记载：

小船东可出巽关，西可达西水关，南至三台阁，中支至范巷，皆曲折可通，生气畅达，人皆便之。

“人皆便之”的水上交通，在旧时维持了整个淮安城的交通状况。

在中学生课外读本《周恩来青少年时代的故事》中，有这么一段记述：

1958年夏，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的西花厅住地与淮安老家的副县长王汝祥促膝谈心。当得知家乡的文渠没有堵塞时，深情地回忆起10来岁时的趣事：他和小伙伴们常常在门前的文渠里撑船打水仗，大人怕出事，把小船都锁起来，他们就悄悄地把锁敲掉。一天中午，他和几个小伙伴轮流把船撑过北水关，一直抵达河下。在状元楼附近听书，几乎忘了回家，急得家长们敲起大锣，满街巷寻找。

可以想见，周恩来10来岁时正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后，文渠行船还相当普遍，小船靠离码头也是非常方便。直到民国时期、日寇侵华之前，除了兴时的黄包车，文渠里的小船依然是城区居民的主要交通工具。不过雇船的地点相对集中，码头也相当宽大。笔者今年94岁的母亲，至今还记得小学二、三年级时跟1同学坐船去她河下姨娘家玩的情景。她们从大圣桥码头上船，那里河面特宽，可以同时停泊好几艘搭白布篷的小船，花几枚铜板就能轻易租到。坐到船上之后，注意到中舱放着1张小方桌，可以围着坐8人。撑船人站船尾，大多为妇女。沿途钻好多拱桥，有的地方即便是平桥，也会特别高；还钻过2道城墙的水关，但因母亲当时年岁太小，也不关心名称，所以至今也说不上来。笔者推想，大概是北门水关和天衢门水关吧。

河下老人向笔者回忆起坐船进城的情况来，也是津津有味。他们经常提起的租船码头，竟有2处设在萧湖岸边，1处是西北岸的姜桥巷内灵惠桥下，1处是北岸的竹巷内魁星楼西南侧的“曲江初步”牌坊下。从这2处上船，还能饱览到萧湖风光。

各自从河下、老城出发相向而行的游船，在中途相遇，是常有的事。聪明的撑船人善于抓住这个机会，来个换客的互惠交易，彼此都节省了一半的行程与时间；从客人角度说，只费举步之劳却平添换船的新鲜感。生活在康乾盛世时期的淮安学者吴玉搢，他在《萧湖泛舟》组诗里对此有专门描写：

联城船出天衢门，长河船过郭家墩。

两船换客各回棹，萍影分开十字痕。

诗中的“联城”即“夹城”，本是昔日粮艘屯集之处。明嘉靖年间，为防御倭寇骚扰，从东、西两侧封筑两道城墙，与新、老两城相接，置2水门，“以便帆樯出入，故号其门曰天衢门”。今北门大街天衢桥即位于原天衢门南侧。“长河”即“淮河”。昔日的“郭家墩”在萧湖东侧，竹巷东端的广福桥以南一带。诗的最后一句，描绘2船各自掉头时划开了浮萍，与先前的浪迹构成有趣的“十”字形绿水痕迹，最是生动。

解放初，自行车成了时尚的代步工具。相比之下文渠交通的局限性凸显出来，但文渠行船尚未完全绝迹。我二妹的小叔子，10来岁时，正值“文革”，其随父住新城圆明寺内的化工厂宿舍，曾跟同学撑小船进老城游玩。一路撑船，他们经过新城、夹城地界后，最终进入老城，一直撑到桂花闸，抵达玉器巷的木桥下，才上岸休息。他还记得在当时，他们还半懂不懂地讨论起了镶嵌在民房上的“珠联璧合桥”的含义。最让他们难忘的，是2人撑着小船钻进镇淮楼西路下既矮又黑的长“隧洞”。后来才知道，这是拓宽马路后的若干年，为让骑车人的视野不受遮挡，又将已经加宽的“大八字桥”拱顶削平而形成的。如今，在快、慢车道之间的绿岛位置，还保留着可以观看下面水流的视窗，视窗周边围有护栏，护栏旁竖着镌有中英文的“中国大运河·缓冲区界桩”标牌，算得上古今文化交辉又一景。

到抗战前，文渠上还有这样的晨景：“东方才发鱼肚白”，河道上便人影绰绰，周边的菜农们各自手持竹篙，撑着加盖的粪船，争先恐后向城中心进发。他们定点收集城内居民倒马桶的粪便，来解决蔬菜地对大量氮肥的需求。粪船的停靠点就几乎遍布各个码头了。晨曦下，群船相继离岸。在快速行驶的船尾，身披霞光的撑船人，高举竹篙复又下插的身姿，犹如骑士纵马扬鞭……

粪船全部在水上行驶，挑粪桶的几乎上不了大街。挑粪桶从来都是短途的，只需用粪桶把接下的各家粪便挑到停在河边的粪船就行；返回菜园旁的沟渠，也靠粪桶将集中在船舱里的粪便挑到粪坑发酵备用。由此，也折射出了古代的城市文明。

解放前后，文渠多段长期堵塞，才出现粪车满街巷颠簸的欠雅观现象。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家庭用上了坐便器，马路也越发整洁靓丽，城市文明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如今，文渠流淌着清澈的碧水。因为沿护坡上缘加了一道挡水坎，地面污水再也无法进入文渠；紧贴岸坡的排污管，分段接纳地面积水包括沿岸人家的生活污水，由于被设计成淹没在水中，并不影响观赏；还定期有专人打捞水草；河长制推行以来督促与监管更是一着不让。在如此优越的条件下，若再恢复文渠通行游船，让人们在快节奏工作之余，多一项慢节奏的休闲方式，便更能彰显周恩来故里AAAAA级景区的水城魅力，岂不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