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怀玉

明清时代大运河沿线，有过许多有名的园林和楼台，它们随着大运河的兴衰而起落，是运河文化的结晶，也是运河文化的一种载体。淮安河下的曲江楼，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曲江楼是当年河下曲江园中的一座楼。曲江园本名依绿园，再易主后改为柳衣园，其位置在萧湖中。我们今天所说的萧湖与前人所说的萧湖，在涵意上有所差别：今天所说的萧湖是指莲花街以南的水面，不包括北部水面。明清时代人所说的萧湖指莲花街南北水面都是，而其主要部分则是莲花街以北的那个水面。依绿园的位置，在这个水面的东部，从曹家山（案，曹家山本黄氏故园，中有土山，有美人峰，后为盐商曹氏所得，故名曹家山。今讹为曹二三，不可思议！）巷向南可直达，从魁星楼向南到湖边，向东南望去可见。过去这里有一码头，可乘船去曲江楼。码头上有一牌坊，上有横额为“曲江初步”，颇类似颐和园中排云殿的样子。荻庄在莲花街西南端，与曲江楼隔水相望。对于这个有名的楼台的格局和式样，已有很多诗文作过描述，读者已耳熟能详，本文不再赘述；但对于它的主人和更迭的情况，则往往说不清楚。本文拟在这方面作些探讨。

依绿园本是张新标的私家园林

在明末清初时代，张氏是淮安大族之一，世代皆有人读书为官。现将其家世简述如下：现存淮安地方志中所记载的张氏人物，最早的是张世才。据同治《重修山阳县志》卷12《人物二》：张世才字德夫，号幼白，明万历十六年（1588）举人，十七年（1589）进士，官礼部仪制司郎中。曾上书反对封日本丰臣秀吉，卒正中国国体。因上疏要求册立太子，黜退郑贵妃族人而得罪郑贵妃，谪长芦盐运判官，后起为南京户部员外郎。卒祀乡贤。

其子张莲烛，一作泰烛，字尔调，万历三十七年（1609）举人。其妻是吴承恩表外孙丘度的女儿。事见邱度为其父亲撰的《丘公合葬墓志铭》。

孙张奕颖，字谷孙，号九霞，崇祯三年（1630）举人，十五年（1642）春闱未第，崇祯皇帝要破格用人，命凡下第举人尽留特用，一律赐以进士。奕颖授官户部主事，清理内库敝政，省帑金十万有奇。力爬通州粮储诸弊，漕务为之一清。寻丁内艰，遂不复出。史可法开府扬州，强起之，与画城守计议。未几，卒，祀乡贤。子新标、新栋、新杼。新栋，字季望，顺治庚子副榜贡生。幼颖悟绝人，日记数千言，经史百家，无不综贯。新杼，官溧水县教谕，升国子监学正。

张新标（1617—1679）字鞠存，号淮山，望社名诸生。顺治三年（1646）举人，六年（1649）进士，八年为乡试同考官。十年（1653），劾协漕使者及其蠹吏曹宇聘等。擢考功司主事，改户部。十一年（1654），相国陈名夏得罪死，无敢收葬者，新标则命仆制棺往殓。十三年（1656），坐邻部事失察，谪陕西苑马监，即所谓黑水监做驿丞。以疾告归。康熙十五年（1576），黄河由烟墩口决口泛滥，淮安西湖淤成平陆。他修复湖中的招隐庵。十七年（1678），与其子鸿烈同被举博学鸿辞，一同进京，但他称病未参加考试。十八年（1679）出游，卒于苏州。

张新标子张鸿烈，字毅文，号岸斋、泾原。初名礽炜，字云子。顺治十二年（1655）诸生，做了二十多年的秀才，康熙十八年（1679）试博学鸿辞二等，授翰林院检讨，参与纂修《明史》。二十三年（1684），上疏请开黄河两岸泄水支河，及停采楠木事，未几，采木工罢，河道总督靳辅又根据张鸿烈的意见，自清口至皁河，开了二百余里的中河。吏部以停采楠木疏不应密封降其级，除国子监助教。二十四年（1685），辞官回家，欲迁居海州。张鸿烈妻子也是出自名门。岳父是涟水嵇淑子宗孟，曾官杭州知府，定居淮安城内，是前明探花礼部尚书蔡昂的故宅。嵇太守此女重阳前一日生日，见《潜邱札记》。

张氏与其他官宦人家一样，好建园亭。张世才家有环碧堂，据说是欧阳修曾经游览者过的地方，在今勺湖之东，文渠之西。《淮郡故实》引淮安地方志云：“明万历间推官曹于汴，尝于院后集绅士议浚涧河、防倭寇、建志道书院、修节孝祠堂等事。邑人张仪部世才即所居后乐亭南，建环碧堂以待之。堂东建奎照阁。其孙民部奕颖重加修葺。时邑令孙肇兴亦来此堂议开地洞泄西湖、折时田为京田等事。世才有《夏日集环碧堂》诗。”由此可知，张氏住宅原在老城北门内万寿桥附近。

张家还建有远心园。据《山阳志遗》记载，远心园，是张世才的别业，在联城东。有高楼三层，名曰“倚楼”，取赵渭南诗语也。《乾隆山阳县志》亦云，远心园为明邑人张世才建，“在今联城东纸坊头，遗址尚存。世才以议大礼，争国本不合，又以科场忤戚畹郑氏，罢官归，乃构园。建楼三层，署曰‘倚楼’，存赵嘏遗意。楼下即陆家池，杨柳芰荷，菰蒲无际。”由此可见，张家在联城中也有园林别墅，至乾隆年间还可看到遗址。

张鸿烈与海州郁洲山

许多资料中都说张鸿烈迁居海州郁洲山，似乎以后便在那里定居了。朱彝尊《送张检讨还郁洲山序》中说张鸿烈“以上疏谪官，将徙宅于洲之上行有日矣。惜君之去者咸赋诗为别。”张鸿烈说他父亲生前就想迁居这里，但至死没有办成，他去是“成先子之志云尔。”同时因为淮安发大水，其父坟墓被淹，准备迁葬海州郁洲山中。

毛奇龄也有一篇《送张检讨归郁洲山序》，序中说：“予以入馆之七年……同官张毅文以言事去职，自言：家海东有郁洲山，……先考功思结庐其中而未逮也，予将长往焉。”毛与张同于康熙十八年（1679）授翰林院检讨，“七年”后当是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他回忆过去与张氏的交往说：“予随考功先生（指张鸿烈父亲张新标）父子，登曲江楼饮酒赋诗，辟易千百人。越二十年，而考功先生仍然就安车应建元之诏，率毅文与予同上金马门，予因得与毅文并授馆职。不十年，而考功已厌世，曲江楼倾废，不可复问。”

这里有两个时间问题，一是毛与张父子开始交游，至应诏赴鸿博试，中间相隔时间是“越20年”，即超过20年。毛与张氏父子一同应试入京是在康熙十七年，20多年之前，当在顺治十几年。张慧剑编《明清江苏文人年表》记载，顺治八年（1651），“毛奇龄自泰州至淮安，改名王彦，阎修龄、张新标、倪之煌等迎居其家。”则初交当在顺治八年。从“越二十年”来讲，当在顺治十四五年。大约前一时间是初交，后一个时间是曲江楼的建造时间，于是毛便能“随考功先生父子，登曲江楼饮酒赋诗”。

另一个时间是“不十年”，即不到10年时间，这是从张鸿烈得授翰林院检讨，即康熙十八年起算，往后不到10年时间，张父去世，“曲江楼倾废”。张父去世即在康熙十八年，24年去海州，他猜想曲江楼失去照管，会有倾废的问题，实际上这时曲江楼仍然在张家的名下。

另外，孙在丰《送张毅文归郁洲》诗两首，只是一般应酬之作，没有什么可说。诗见其《尊道堂集》。

吴世杰也有一篇《送张毅文太史归郁洲山序》，此序见其《甓湖草堂文集》卷1。序中说，张鸿烈“以言河工、采楠木事镌级二。”将要去海州郁洲山，卜筑以居，好像有在那儿终老的意思。他以明代“翰林四谏”的例子，极力劝阻，应以“天下生民为念”，今日之事仅是“偶蹶”，“天子异日”还是会启用的。希望张去了以后快点回来。吴世杰，字万子，高邮人。康熙十一年（1672）举人，二十四年（1685）成进士，官内阁中书。由此可推知，此文作于康熙二十四年以后。上述朱彝尊、毛奇龄的文章也是此年同时写的。也就是说，进一步证明张鸿烈去海州的事是在康熙二十四年。

但是张肯定没有在海州定居下去，而是先回到了老家东溪草堂。张鸿烈的外甥杨接武有一首诗，诗题为《同日驭过舅父岸斋先生草堂，即席得中字》，诗云：“曲水虹桥一径通，怪藤蟠屈小山中。亭台冷僻无官况，书剑追随有古风。爱客热肠倾琥珀，怜才青眼涤梧桐。词场久已悲零落，谁和淮南老桂丛。”细细体会，这当是张鸿烈从翰林院被谪，辞官回家时候的境况。

张鸿烈在当年或者第二年，他又入朝为官，由国子监助教转官大理寺副。他怎么这么快又复职的呢？同治《山阳县志》卷12说：“圣祖南巡，特复原职。”《四库全书·江南通志》卷166《人物志·文苑二·淮安府》说：“后圣祖南巡淮上，鸿烈迎献诗赋，特复原职。”

据《清史稿·职官》，清初翰林院检讨为从七品官，国子监助教为从八品，他从检讨降为助教确实是“镌级二”，即降了两级。但大理寺副是从六品，从从八品到到从六品可是比较大的提拔啊。这可真应了吴世杰的话了。这个官张鸿烈还当得有滋有味，“振淹滞，释冤抑，啧啧有声”，颇有政绩。到了第三年即康熙二十六年（1687），大约他母亲死了，他便“以忧归里”，服阕不复入都，日以著书觞咏为事。尝南涉豫章，溯沅湘，复由浙入闽，归而绝意进取。这时朝廷号召各地纂修地方志，他应山阳县之邀，纂修《山阳县志》。二十七年（1688），志局移浙江杭州湖上，以便就邵戒三、毛奇龄借书，得以遍考群籍及十五省通志，直至四十七年（1708）才修成。

这期间还有两件事值得说一说：一是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帝南巡，特旨将他官复原职，他也未肯出山。二是从康熙三十三年起至三十八年6年时间（1694—1699）内，共作有拟乐府诗47首，各体诗50首。合刻成《淮南诗钞》上下两卷，又名《淮人咏淮诗》，对淮安古代的人物事件和名胜古迹进行歌咏，为后来的《淮流一勺》、《咏淮纪略》开创了诗歌咏淮专集的先例。

张鸿烈不但本人没有在海州落户，大约他的儿孙们也未去那儿，至少还有一部分人还生活在萧湖中。他的曲江楼卖了，包括它的周边即曲江园全给了人家，而他的住宅部分仍在那儿，由其子孙居世守居住。这有后人的诗文为证。乾隆间周台孙《过张岸斋太史宅》诗云：“两水湾环太史家，门临北郭带烟霞。风流消息无人问，破壁残亭点落花。”周台孙字味菘，号梅居、宣衡，乾隆十四年诸生，著有《绿满山房吟稿》。《淮安河下志》编者王光伯在此诗后加了一条按语云：“太史旧第，《续耆旧诗》未著地址。吴山夫先生《十忆诗》注有‘曲江楼旧为余外王父张太史家园’云云，知园所在即家所在。味菘此诗，谓‘两水湾环，门临北郭’，绝肖东溪滨风景。夷考太史父鞠存吏部，旧有东溪草堂，夙经名流题诗。核其名义，草堂当即在此第中。”吴山夫淮安人都知道他是一名学者，但有一点可能不甚清楚，张鸿烈有7个女儿，其四小姐便是吴玉搢的母亲，吴玉搢本人是张鸿烈的外孙，所以他称张鸿烈为“外王父”即外祖父。（见吴玉搢为其母写的《张氏行述》。）

张鸿烈有五个儿子，长子张增，字合江，号安侯，康熙16年诸生。官兵部郎中。三子张塽，字荀明，康熙37年府学诸生，乾隆恩贡。张塽的二儿子张钊，字匏村，号坡客，雍正九年诸生，乾隆庚午举人。著《治河成说》、《南窗随笔》。张鸿烈所编县志一直未能刊行，其稿即藏张钊家，乾隆修志时，从张钊处得其稿取舍和新增而成《乾隆山阳县志》。乾隆十五年（1750）是他家的好年份，张塽成恩贡、张钊中举人都在这一年。《淮安河下志》卷5《张岸斋太史第》条下引吴进《续山阳耆旧诗》云：亲戚朋友都来庆贺双喜，“犹记太史旧第门楹，满贴捷条，犹辉映一时。”可见那时张氏的太史第还是那样的风光，而且文人辈出。

但不知什么原因，张塽父子科举顺利之后，即又衰落下去。上引吴进《续山阳耆旧诗》话“辉映一时”后接着说：“未十余年后，门巷尽易，旧第无存。过其第顿有今昔之感。”真是世事难料啊！

曲江楼的第一个辉煌时期

顺治十四年左右张氏曲江楼造好以后，就迎来了它的第一个辉煌时代。立即就有文人墨客前来饮酒赋诗。

阎尔梅《白耷山人诗集》卷八有《秋夜题张鞠存新园》五言律诗五首。《白耷山人年谱》云：“壬寅，康熙元年春，自吴门游云间太仓，七月渡江至扬州，九月至淮安，故交若阎再彭、吴姬望、张鞠存之流毕会于是。山人年六十矣。”此后阎再未至淮安。此诗时令正当九月秋天之际，似即为此年作。诗中有云“归来万里谁相识，竹巷南头此故人。”曲江园即在竹巷东端向南湖滨。第二首云：“菜圃花楼共水阴，初晴天气嘉高吟。但将鱼蟹逢秋醉，休问山人不死心。”前二句是写曲江楼的实景，后二句是说张新标的心态。顺治十三年（1656），张新标坐邻部事失察，谪陕西苑马监，以疾告归，心情肯定不好。阎尔梅言“鱼蟹逢秋醉”是作劝慰之语也。诗题云“新园”，当指新造之曲江园。

最为人传诵的是，康熙三年中秋夜，张氏父子在曲江楼大会海内名宿，遍集诸名士之寓淮者，江南北名士十百来集。张灯水亭，设伎作诸色爨弄，而爇星盘火树于洲渚间。酒再巡，清歌间作，丝竹幼眇。毛奇龄为赋《明河篇》，诗成，“一夕传钞殆遍”。

康熙八年，宋荦（1634—1713）就曾在此楼赏牡丹。他留下一首诗《张鞠存曲江楼雨后赏牡丹》，诗云：“空林雨过送春寒，别墅追随访谢安。待月杯从芳径设，撩人花似故园看。渔歌乍逐清风起，鹤梦闲思碧海宽。向夕振衣高阁上，珠湖烟水正漫漫。”宋荦商丘人，曾官黄州别驾，押运漕粮至淮。凑巧武昌别驾丘象随（淮安人）也从事此事。二人的粮船同行到了淮安，大约漕粮交常盈仓后即完成了任务。二人登岸小饮，宋作了一首诗《舟泊老鹳口與丘曙戒登岸小饮》，见其《西陂类稿》卷2。宋荦自编《漫堂年谱》说，康熙八年时他36岁，“正月督漕艘过淮，自樊口顺流而下。时武昌别驾丘曙戒象升亦督漕同行，并棹千里。经小孤、天门、牛渚诸名胜，颇有酬倡。三月抵淮，与周侍郎亮工诸公看牡丹赋诗。”由此可知，此次活动在康熙八年。

许志进《谨斋诗稿》有一首与曲江楼有关的诗，题为《曲江楼访蒿亭供奉，喜晤朱艸衣，茶话漫作》。诗中有“主人再易园亭改，文酒清娱岁月遒。”此诗作于康熙57年（1718），回忆的是庚午年事。庚午为康熙二十九年（1690）。朱草衣名卉（1678—1756），别号草衣山人，安徽休宁人。甘贫好学，爱赋诗词，以布衣终老一生，有《草衣山人集》。是《儒林外史》牛布衣之原型。此诗说明一个问题，康熙二十九年（1690）曲江楼仍在张鸿烈的手中。

曲江楼是以张氏典故取名的

依绿园则是张新标所建，地址由城内老宅向北移入萧湖了，远离了环碧堂与远心园。为什么取名曲江呢，这是用了张氏先人的典故。唐玄宗时宰相张九龄，字文寿，广东曲江（今韶关）人，文学冠一时。官拾遗，唐玄宗生日，大臣皆献宝鉴，独九龄上事鉴十章，以伸讽谏，号《千秋金鉴录》。累官至宰相，封曲江男。立朝谔谔，有大臣节，天下称曲江公，著作有《曲江集》。张新标父子亦以上疏言事闻名于朝名，有张曲江的家风，且皆被议贬谪，亦与之相类。未见过张氏的家谱，或许张世才即系张九龄之裔，所以新建之园中的主要景点即为曲江为名。吴进《曲江楼旧额》诗中云：“园主旧系九龄裔，两世清名策天府。楼起当时名曲江，犹是数典不忘祖。”这“两世清名”原注即指张新标和张鸿烈父子。他就认为此张氏即张九龄的后裔。

在曲江楼转让于程氏之后，程氏不但保留了曲江之名，还更加增添张氏的色彩。李元庚《淮安河下园亭记·依绿园柳衣园》云：曲江楼下壁间，还嵌有数块石碑，石碑上刻有张氏先代名人像三幅，是程得龄所增添。

三幅石刻其一为汉留侯，即兴汉三杰之一的张良（？前250—前186），字子房，以出色的智谋，协助汉高祖刘邦夺得天下，封留侯。大功告成之后，又及时功成身退，避免了韩信、彭越等鸟尽弓藏的下场。像后有司马贞所作的赞。

其二为宋横渠先生，即张载（1020－1078）北宋哲学家，理学创始人之一。宋郿县横渠镇人，父迪，仁宗时官殿中丞。载字子厚，少孤自立。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地。年21，以书谒范中淹，仲淹劝读《中庸》，载犹以为不足，又访诸释老，反而求之六经。尝坐虎皮，讲《易》京师，程颐兄弟与论《易》次日撤坐辍讲，尽弃异学。嘉祐间举进士，为云巖令。熙宁初，为崇政院校书。寻屏居南山下，终日危坐一室，与诸生讲学，告以变化气质之道。吕大防荐知太常礼院，以疾归。卒谥明，后定谥献。其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的，以《礼》为体，以孔孟为极。著《正蒙西铭》及《易说》，世称横渠先生，传其学者称为“关学”。像后有朱熹所作的赞。

其三为宋南轩先生，即张栻（1133年－1180年），南宋学者，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张浚子，字敬夫，一字乐斋。颖悟夙成。长师胡弘，弘告以孔门论仁亲切之旨，益自奋励，以古圣贤自期。累官吏部侍郎，右文殿修撰。卒谥宣。栻坦荡明白，表里洞然，尤严于义利之辨，学者称南轩先生。像后有真德秀所作的赞。

曲江楼第二个主人是程用昌

张家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将曲江楼转让于盐商程用昌家。程用昌就成了曲江楼的第二个主人。张家何时将曲江楼出让给程家的，现尚无确切的时间。

程氏是安徽歙县人，明末清初在山阳河下经营盐业。晋代程元谭迁歙定居，第42代程诚又迁岑山渡，为程氏岑山渡第一代祖。岑山渡第9世有名程大典者，业盐来淮。生五子，其长子量入，为程梦鼐、程晋芳之先人。五子量越，即程用昌（1645—1719）之父。用昌原名陵，字嘉仲，号克庵，歲貢生。勅授儒林郎、州同知。生7个儿子，其第三子叫程建常（1678—1725），后改名光奎，字勳著，康熙五十年因科场案破家。其子允元，即义夫贞妇、白首完姻故事的主角。允元嗣子韶凤，孙钟，程钟即《淮雨丛谈》的作者，是程氏岑山渡支派的第15代人。

程用昌也是一个爱作诗文的风雅人。段朝端：《淮人书目小传》云：“克庵业盐筴，居于淮。喜为诗，清警真朴，古体尤高。陈沧洲为选订其集。”

程氏盐商的子弟往往在淮扬多地发展，程用昌的其他儿子似乎都不在山阳，只有三儿子程光奎一家在此，于是程光奎可能是曲江楼的继承人。曲江楼出手的时间可能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因为此年程光奎因科场案被判处绞刑，关在刑部牢中，等待秋后处决。程光奎妻子戴氏赶到北京，到处求人，正是需要大量银子打通关节。戴氏还拦住康熙銮驾嚎哭，乞求以身代死。羽林军鞭下如雨，而她抵死不退。由于她的一片赤诚，感动了康熙皇帝，经皇上的特许，以捐赎免罪，才得保全一条性命。究竟后来罚了多少银子才了事，我们无法知道，但数量一定不会少的。俗话说有多大家私就有多大祸，他是个盐商，多少都能拿得出。这时卖掉曲江楼获取现银，救子救夫最为要紧。程光奎家在粉章巷的房子大约也是在此时卖掉的。当然这只是推测。

曲江楼第三个主人程埈及其子孙

程用昌的曲江园转售给了另一程氏盐商程埈。有人以为他们同是程姓盐商，以为是一家，其实并不是一回事。

程埈与程用昌同族，均系岑山渡派程氏。但是，他们的血缘关系相去甚远。岑山渡程氏第4世有名祖义者，生子彦祚、彦昂。第9世有大鹏、大典二人，大鹏为彦祚之裔，大典为彦昂之后。大典之孙即用昌（11世），大鹏之孙名必忠，程埈（13世）是必忠之孙。程用昌与程埈虽曰同族，叙起来是祖孙辈的关系，但已经隔得很远了。对程埈来说，还是祖宗八代以前的本家。因此，这次园之易主，一般情况下，肯定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的买卖关系，决非是一般父子兄弟之间的亲情转让。

对曲江楼的这位新主人，同治《重修山阳县志》卷19“古迹”中有记载：“曲江楼在联城北门外。邑人张新标建……后其地属于徽商程孝廉垲。”《河下园亭记》亦云：“依绿园，张鞠存吏部、毅文检讨乔梓别业也……后为程眷谷先生埈易名柳衣园。”这二者是说购得此园者是程埈。

然《淮安河下志》的编者，见史震林《柳衣园记》中亨道人说过，“此吾祖二樵公暨吾父大川公，与贤士大夫宴游处也”，就认为购此园者是程朝徵（1635—1696），并加按语说明。从程朝徵的卒年看，取得曲江楼的是程埈本人，而不是他的父亲程朝徵。因为程朝徵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已经死了，一个死了十多年的人怎么能去购买曲江楼呢！程朝徵是否曾经在此园中宴游过，不能作为是否是该园的主人的根据。一座本地的又是同族同行的园林，怎么能没有去“宴游”过呢？亨道人说的并没有错，只是《淮安河下志》编者理解上发生误会，甚至还埋怨“官私著述称是园者，皆知有爽林、风衣，不复能稽先世，溯厥滥觞，讹谬相传。”其实“讹谬”者是他自己，并致使至今仍有人重复这一“讹谬”。

到了乾隆以后，很多人已经搞不清《曲江楼》的主人情况和转手的经过了。丁宴《柘塘脞录》中就曾说：“依绿园，云起阁、曲江楼诸胜……后为程爽林、水南兄弟所得。”程钟也搞不清他高祖程用昌的依绿园与张鸿烈家的依绿园“不知是一是二”。爽林、风衣明明是程埈的亲弟弟，而《淮安河下志》编者却注为“从昆弟”。

程朝徵字叔献，号二樵，他有五个儿子，程埈（1762— ）是老三，字眷谷，号大川，住在竹巷梅家巷头，即明代状元沈坤的故宅。因为程埈本人并非纯粹文人，又忙于经商，而其弟程垲、程城却是有名的文人。程垲（1676—1720）字爽林，工诗文，善草隶。康熙四十四年举人，候补内阁中书。下帷攻苦，耽尚风雅。屡上春官不第，士林争惜之。有《有怀堂制义》行世。程城后更名嗣立（1688—1744），字风衣，号水南、篁村。工行草书，善画。诗文苍深疏厚，气味醇古。乾隆初举鸿博。为时所推，名重海内。于是，曲江楼这个文人气氛十分浓厚地方，自然是他们经常出入的场所。凡有贵客来临或大宴宾客，都有他二人参与，主持风雅，形成曲江楼的另一个辉煌时期。以致有人认为他就是曲江楼的主人，而不知有程埈。

爽林、风衣他们身份特殊，在曲江楼是半主半客，不是曲江的真正主人。因此，他们的儿孙是不能继承此园此楼的。园主还得由程埈的儿孙们来承当。程埈有三子：长亮俦，次澄，三云龙。后来程云龙继承了曲江楼，便成了下一个曲江主人。云龙有四子：昶、昭、晟、皓。昶子兆奎，孙得龄，继承祖业，居梅家巷宅，有枣花楼在其中。但他们谁是更下一代曲江主人，现尚无资料说明。根据程钟说，程得龄曾在曲江楼中增添张氏三贤画像石刻，则他是曲江楼的主人可能性比较大。

程得龄，字与九，号湘舟，安东诸生，世居山阳河下。故宅在竹巷梅家巷头，原为沈坤故居，后为阎若璩家替去，又为得龄之祖程埈购得。得龄约生于乾隆，是嘉庆、道光、咸丰间人。他在程氏拥有的园林中，增添原园主的家事典故，是难能可贵的，足以体现他的人文精神。

从顺治后期，经过雍正和康熙，已经有七八十年的时间，经过几代人的积累，曲江楼已经名扬天下了。这时已进入乾嘉盛世，是文人诗酒交游的鼎盛时期，曲江楼更是文人聚会的场所。河下又当南北之冲，坛坫之英，风雅之彦，道出清淮，鲜不至程氏曲江园者。

但是，现存的记载中最为值得炫耀，常常被人乐道的曲江楼会课和“曲江十子”。所谓会课就是文人在一起做八股文比赛。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云：“聚大江南北耆宿之士，会文其中。以金坛王罕皆、耘渠两先生，长洲沈归愚先生主坛席。”那个“金坛王罕皆”名叫王步青（1672—1751），字罕皆，那个“耘渠”、“墙东老人”就是王汝骧，字云衢，都是金坛人。他们以时艺名家，到处指导人如何写八股文，并选刻许多八股文，被人尊为选家和评家。还有那个徐笠山，只知揣摩八股文，连诗都做不好，参加鸿博考试时，只好抄录别人的，结果“以雷同为考官奏参。”事见清平步青《霞外攟屑·里事·拾草写净》。惟沈德潜值得称道，他是一个著名学者。当时淮安参与其事的有周振采、刘培元、刘培风、王家贲、邱谨、邱重慕、吴宁谧、边寿民、戴大纯以及程嗣立，这就是所谓“曲江十子”。八股文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但却是科举入门必须会做的文体，许多想通过科举出人头地者，都在阅读模范文章即优秀八股文的选本，所以《曲江楼稿》能风行海内。与之相比，荻庄则文风好多了，知名学者赵翼（1727—1814）、袁枚（1716－1797）等，常与本地一些文人于此诗歌唱和。乾隆后期，曲江楼开始衰败。《河下园亭记》说，乾隆三十八年，史震林假馆云起阁中，“一夕见对岸火光烛天，中有一龙腾空直上。次日告程氏诸昆季曰：河下龙气走矣，不久必衰。”第二年秋天，“河决老坝口，河下成泽国，元气由此而伤。”这虽是一个巧合，但的确可能是曲江楼由盛转衰的拐点。

从嘉庆后期盐政大坏，私盐横行，官盐滞销。加上官府无休止地要求盐商报效，盐商极为疲惫，多不肯行盐。纲盐不行，盐税收不上来，朝廷财政困难，于是试行纲盐改票。曲江楼真正衰败是在道光年间。道光十二年（1832）纲盐改票，淮北盐引批验所移走，淮北盐不再由河下批验，而直接由西坝发售外运行盐地区。在河下的盐商业务转移，收入锐减，生活水平立即下降，许多人纷纷撤业，更无暇顾及园林了。那时整个萧湖中的园林都在破败，不光是曲江楼一处。丁晏有一首《萧湖曲》，说萧湖中的园林，“园主毁坼，刬为菜圃”，丁晏还感慨地说，一座园林，不管怎么变换主人，都还是人们的“游观之所，燕集之区”，在张家或是在程家，都是一回事。一旦变为废墟，就大不一样了。当时毁坏的速度是很快的，“百有余年之名园，不三旬而划尽。”可见衰败已盛，久未整修。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旦拆毁，便摧枯拉朽，成为“荒畦莳韭薤”、“茂草走秋磷”，一下子回到了原点。

曲江楼虽然已成为往迹，但不管怎么说，它三易其主，而所有主人，都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一百多年来，聚集过海内外许多文人雅士，创造了灿烂的运河文化和盐商文化，很不容易，值得我们去研究与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