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秀娟

1928年，周恩来从上海秘密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

1950年2月，周恩来在莫斯科签署苏联对华贷款协定

抗日战争时期的周恩来

中共六大前后，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经历了一个变化调整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由从政治任务上反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转变为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反帝反国）；在军事上由主张武装暴动转向“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周恩来作为这一政策的制定者、解释者、执行者和亲历者，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政治敏锐，清楚认识国民党右派和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本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各地军阀纷纷站到了反革命势力一边，汪精卫假左派真反共的面目也逐渐暴露。国共合作的破裂和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已成定局。周恩来在这一阶段，逐渐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产生了武力反蒋，并最终走上了武装暴动打击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反革命势力的道路。

（一）公开提出打击国民党右派的斗争方针

早在1926年上半年，围绕着国民党新右派势力抬头、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周恩来都预先向中央进行了汇报，并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意见。但是陈独秀在政治上向国民党右派、中派妥协，在军事上向蒋介石大让步，在党务问题上迁就蒋介石的独裁意志，致使蒋介石更加嚣张。1926年下半年，国民党右派加紧反革命活动，掀起了一股反对国共合作和工农运动的逆流。为此周恩来于12月11日在《人民周刊》上发表了《现时政治斗争之我们》的署名文章。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富于妥协性，小资产阶级也常摇摆不定，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要靠他携同农民、手工业工人督促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妥协地与敌人争斗，才能达到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的实现。”周恩来公开呼吁国民党停止压迫工人、摧残农民运动，惩办不法官吏军人；并公开提出打击国民党右派的斗争方针。这一正确主张在党内并不多见。这一时期，周恩来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本性及早觉察，从很早就提前布局，注重培育和呵护党所依赖的工农等革命组织，为以后的武装暴动搭建起了重要的基干力量。

（二）配合北伐发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在北伐战争不断胜利的鼓舞下，党在上海连续组织发动了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这三次武装起义是中国共产党武装暴动思想的首次尝试。周恩来在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3月中旬，在北伐军大军压境的形势下，3月21日，上海全市举行总同盟罢工，并接着转入武装起义，周恩来以特别委员会军委负责人的身份，指挥工人武装纠察队纷纷占领目标，最终取得了暴动胜利。

这次武装起义是周恩来武装暴动思想的一次重要实践。周恩来在关键时刻临机授命，以其杰出的组织指挥才能，为中共的首次城市暴动作出了贡献，同时积累了经验。但是这次暴动在政权建设上没有绕开国民党新军阀，起义的政治任务是反帝反军阀，不反对资产阶级，有一定的局限性。

（三）察觉蒋介石在上海的反革命“企图”

上海武装起义以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向武汉和中共中央建议反蒋。为什么有这个建议？因为周恩来从3月25日白崇禧在闸北进行调防这一事件中，感觉到蒋介石有反革命的企图。于是他向特委会报告：“白之所以调开薛（岳），即将解决我们的纠察队。”3月30日，周恩来又在特委会议上进一步强调：“整个情形，他们对付我们已有准备”，目标是“CP、工会、工人武装、左派”。并预言：“将来对付武汉及解决上海只有凭武力。同时对付民众只有如江西雇用流氓。”然而陈独秀却不能抛弃“尽可能避免冲突”的思想，一味希望通过反英运动，“逼蒋对民众的进攻减少”，把宝押在蒋介石态度的缓和上。周恩来提出的意见和警告，在当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陈独秀还与莫斯科归来的汪精卫，于4月5日共同发表了《汪陈联合宣言》，进一步麻痹了党内的警觉性。4月12日，在蒋介石的授命下，右派武装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械，占领上海总工会，开枪射杀集会游行的群众。周恩来目睹蒋介石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人、上海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的血腥暴行，悟出了必须发动武装的暴动，才能回击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

周恩来在这一时期的一系列事件中，表现出旗帜鲜明的仇敌立场、洞察秋毫的敏锐意识、英气超人的过人胆略以及卓越无比的组织指挥素质，为党后来的武装暴动做了思想上的准备，也为他承担党的武装暴动任务提供了前提条件。

二、大胆探索，提出并实践了武装暴动与工农运动相结合的策略模式

1926年11月，斯大林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委会上作了《论中国革命前途》的演说，指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基本于对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对武装的这一深刻认识，周恩来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大胆突破，逐渐改变了单纯城市暴动的思维模式，开始探索武装暴动与工农运动结合的新模式。

其一，向中央提出先反蒋再北伐的建议。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一片白色恐怖。这时中共中央派李立三、陈延年、共产国际东方部派驻中国的代表魏金斯基，从武汉到上海监督执行《中央关于沪区工作的决议案》。根据中央的指示，由李立三、赵世炎、周恩来、魏金斯基组成特务委员会，领导上海工作。4月16日，特务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讨论中央今后对全国政策的方针。周恩来在这次会议发言中提出在政治上要解决陈独秀的右倾问题，军事上要先解决老蒋后再行北伐。这一意见得到了入会人员的支持，最后决定以个人签名的形式向中央发电报，这便是周恩来起草的战斗檄文——《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在这篇著名的电文中，周恩来历数蒋介石在各处犯下的累累罪行，指出：“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争斗，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周恩来还分析了敌我军事力量对比，认为反蒋具有政治的和军事的重要意义。“故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于暴动后，已曾铸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

但是，设在武汉的中共中央没有采纳周恩来提出的东征讨蒋的建议，而是决定与武汉国民政府一道北伐。这就进一步削弱了中共所掌握的力量。4月18日，周恩来在特委会议上再次明确表示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央的错误，同时也要追究共产国际东方局的责任。周恩来在左派和中共的军事力量占优势的情况下，向党内提出反蒋的建议，应该说是可行的。

其二，为挽救武汉危局提出湖南暴动计划。

5月下旬，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上，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央军事部长，参加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此时汪精卫、唐生智支配下的武汉国民政府已准备公开反共。国共两党的全面分裂，已箭在弦上。

周恩来鉴于湖南农民运动力量很大，并且拥有不少武装，叶挺的部队击败夏斗寅后正驻湘鄂边境。按照周恩来的设想，叶挺部与农军配合，可以组织力量挽救武汉的危局。当时唐生智的主力三分之二还在河南。没来得及回师两湖。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良机。6月17日和20日，周恩来两次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提出湖南暴动计划的报告，并提出自己愿意去湖南指挥。但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犹疑不决，最后竟凭一个小道消息撤销了这次农民暴动计划。为此“周恩来与罗易大闹一场”。共产国际代表不相信农民的力量，这无异束手待毙，终失良机。

其三，南昌起义后在南下问题上与中央有不同考虑。

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了改组。陈独秀离开领导岗位。成立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经过这个改组，主张武装暴动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力量在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从而为南昌起义扫清了阻碍。

南昌起义军入粤途中，周恩来即写信给中央并转告广东省委，要求立即发动潮汕工农，响应南昌起义部队。但是在中央接到张太雷提出的广州起义的计划时，认为广州暴动是对南昌起义军的重要回应。于是发电指示广东省委“立即开始，不要等待贺叶军到来。”广州各地农军“以围攻广州为主要目标”，“广州城市，即须准备暴动”，“叶贺军应与农民军配合，直奔广州，沿途不能濡滞观望”，夺取广州后则成立中国临时革命政府。

指示电不仅改变了加伦原先制定的南下、夺取入海口、取得国际援助、进攻广州的计划，还改变了周恩来设想的南下、取得东江工农配合、夺取入海口、取得国际援助、进攻广州的计划。不仅如此，广州暴动的计划还分散了广东省委的精力，把农军的目光吸引到了广州方向，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配合南昌起义部队的方向上。

周恩来后来总结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败时，说到：这个教训集中到一点，就是没有“就地闹革命”。“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的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但是，周恩来当时还没有认识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当时中央的政策是城市暴动。从城市暴动到农村暴动的思想认识，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都需要在实践中经过多少次胜利与失败的反复比较，经过不断的探索，才能逐步认识清楚。

三、实事求是，接受共产国际提出的“争取群众武装暴动”的政策指导

以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在确立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土地革命的同时，又对革命斗争的阶段性进行了指导，明确指出了革命高潮、低潮的问题，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阶段主要采取守势，其策略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这一政策为中共中央接受，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

首先，自觉纠正“十一月上海会议”全国武装暴动总方针带来的偏差。

八七会议确立了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总方针。南昌起义失败之后，周恩来从香港回到上海，参加1927年11月9日由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党内称“十一月上海会议”）。会议通过了罗米纳兹主持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决议案对全国革命形势做了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的形势仍在不断高涨，“现时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错误地规定了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特别要求“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以形成城乡的武装总暴动，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革命胜利的局面。

这时，周恩来刚刚带病归来，他在实际工作中感到各地的盲动式的暴动存在巨大危险。于是，从12月初开始，他对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等地的军事冒险行动，进行了纠正，从而避免了更大的损失。12月4日，他在给浙江省委的指示信中说：“你们上次的暴动计划因为太不切实际中央未予核准。”浙江“各县农暴还未发动群众使土地革命深入，便先计算到扑攻省城，这不仅客观事实不能做到，即在主观上勉强去做也必是专靠几杆枪的军事投机行动”。信中指出：浙江省委今后工作的重点，是迅速恢复和建立党和工农群众组织，指导它们“发展广大的乡村游击战争和城市工人的日常斗争”。“这一种斗争必须是群众的，然后才能发展到暴动的局面”。“只要有了得力的党的组织的领导，割据的暴动局面是可以创立起来的。”

12月6日，周恩来在常委会议上批评青年团内存在的先锋主义倾向，认为上海党部有军事冒险的倾向，青年团大部分人主张“试验”（暴动），这个危险可以牺牲许多同志。还针对江苏省委提出明年元旦在大江南北同时发动全省暴动的计划提出不同意见。24日，在政治局讨论共青团湖北省委控告罗亦农和长江局去年十月制止湖北暴动一事时，指出：青年团“无动不暴”，他们的暴动观点并未成熟。

12月长沙“灰日”暴动和广州起义相继失败后，周恩来在听取了黄平和罗登贤来中央的汇报后，对城市暴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1928年1月3日，在周恩来参加下，政治局通过了《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关于湖北党内问题的决议》两个决议案。对盲目暴动和玩弄暴动有了清醒认识。1月6日，周恩来在常委会议上说：中央对暴动问题是一天一天清楚的，湖北问题对暴动的认识是有帮助的。长沙的暴动，我第一天即觉得是过早的。“无动不暴”在共青团是一严重问题。

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后，周恩来指示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分散到当地工农武装中去。安排贺龙到湘鄂边，指示朱德的部队在湘南发动暴动。周恩来在处理湖南、广州等地暴动的善后事宜中，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正确方针，纠正了不同程度中存在的“过火观念”和惩办主义。

其次，逐步认识“争取群众武装暴动”政策的意义。

4月25日，中央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在2月25日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议决案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现在还没有全国范围的新的群众革命运动之强有力的高潮”。“必须坚决反对工人阶级某种成分之中的盲动主义，反对无准备无组织的城市与乡村中的发动暴动，反对玩弄暴动”。“党的政策策略，应当准备革命之新的浪潮之高潮”。议决案中使用了“准备暴动”的提法。准备暴动的思想最早是由布哈林提出的。他在1928年初的二月会议的发言中指出：“暴动的准备工作，为暴动进行的细小工作，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应该向我们党提出这个建议。”

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国际决议案进行讨论。周恩来在谈到土地革命问题时，提出了城市和乡村不平衡的发展问题。他认为，现在需要加紧农村工作和城市工作的配合，对各地自发的斗争还是要领导。在谈到革命形势的问题时，周恩来担心说革命潮流低落会使党内滋长一种灰心、沮丧的情绪，对革命的推进产生消极的影响。周恩来的这一思想代表了当时多数人的思想情绪，在当时大多数的中共党人是不承认革命低潮的。

中共六大正式召开前，斯大林应中共代表邀请于6月9日与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等人举行了一次谈话。斯大林指出：“广州暴动不是革命高涨之开始，而是革命退后之结束。”农民游击战争是革命的准备时期，它不可能取得一省政权。农民游击战争表现出来的革命形势，是“一壶水在未开前，亦有波动，海潮亦有起伏，但不是高潮。”“虽然高潮有了信号，但只是证明将来有高潮至，而不是现在已高涨了。”

六大会议中，周恩来担任主席团成员和大会秘书长。6月27日，周恩来在讨论政治报告时，作了长篇发言。认为中国革命不是高潮或高涨，“但我们相信革命是前进（的），是向高潮、高潮方面的前进。”同时，他在发言中还特别强调：由于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等原因，证明中国革命有割据的可能。“对于南中国的几省中，在目前就应该开始割据局面的准备，因为这与全国的准备工作是有极大的关联。”从这个发言中，可以看出周恩来通过亲身聆听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讲话，对“争取群众准备暴动”有了较为充分的理解。为他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坚持和贯彻六大提出的方针政策，打下了基础。

中共六大决议案进一步明确了准备暴动的方针和策略，是中共从“武装暴动政策”向“争取群众准备暴动”政策转变完成的重要标志。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在2月8日来信中，再一次指出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表明该政策的重大性和严肃性。

再次，在“左倾”盲动与军事冒险的迷乱纷争中保持革命的定性。

共产国际虽然为中共提出了新的政策策略，但是却预留了重大的政治理论课题——对准备暴动的程度，没有具体指明。无论斯大林也好，还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布哈林等人，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这就为“左倾”盲动主义和军事冒险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可能。随后，在中共党内，就爆发了著名的“立三错误”，并随后在共产国际的介入下，升级为“立三路线”。

“立三错误”爆发以后，共产国际派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国纠正。9月24日，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周恩来作了《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指出：“今天尚没有全中国客观革命形势，也就是今天尚不是全国的直接武装暴动的形势。可是国际并没有将这前途看得很远。革命形势即使不在全国范围也要包括几个重要的省份，这就回答了六次大会决议上所说的在一省或数省争取首先胜利的可能，已在今天的全国革命新高涨形势下逐渐显明起来了。”周恩来的发言，既维护了共产国际的权威，又将李立三所犯的错误归结为工作上的和策略上的，非政治路线错误。“中央（作者注：立三中央）的错误，是否路线上和国际不同呢？完全不是的。路线上没有什么不同的。”“只是因为对目前的革命发展形势在程度与速度上有了过分估量，遂致造成中央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

10月，共产国际在收到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后，发来了《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党内文件称十月来信）。十月来信否定了六届三中全会的结论。明确指出李立三所犯的是路线问题，不是什么偶然的意见分歧和策略上的不同。这是一条“反国际”的、“非布尔塞维主义”的、“非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围绕着“立三错误”和“立三路线”，引发的巨大争议，反映了中共早期领导人，包括周恩来在内，缺乏足够的理论自信，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政治自信，自然也就没有找到相应的道路自信。也说明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只有坚持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坚持马列主义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够找到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和策略。应该指出的是，周恩来在由党的方针政策发生偏差而带来的重大危机面前，能够保持革命的定性，坚持团结，反对分裂，顾全大局，展示了作为一名卓越的无产阶级领导人的领袖风范，是尤其值得肯定的，更是值得我们今天大力学习和弘扬的。

（杜秀娟：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一处主任科员）